蒋介石

童年时期，蒋介石喜好嬉戏玩水，其母王采玉不胜管教，在他六岁时，便将他送去读书。1892年，蒋介石入家塾，从任介眉读《三字经》《百家姓》，接受启蒙教育。蒋介石顽皮撒野，冲撞先生，导致任介眉负笈而去。1894年，蒋介石改入本地族人蒋谨藩所设私塾就读，学习《大学》《中庸》。同年10月，蒋介石的祖父 蒋斯千 去世。不久，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也因病逝世，一家人的生计重担全落在了蒋母一人身上。

1895年，蒋介石重新跟随任介眉学习，开始读《论语》《孟子》。同年6月，任介眉染疾去世，蒋介石再次跟蒋谨藩学习，开始学《礼记》。1896年，蒋介石继续跟蒋谨藩学习《孝经》。这一年，原本答应父亲要善待母、弟的同父异母哥哥 蒋介卿 选择分家。蒋介石一家的日子也变得艰苦起来。

1897年，蒋介石继续跟着蒋谨藩学习，读《春秋》《左传》。1898年，又跟着蒋谨藩读《诗经》，习古文辞学，作制艺。教育的熏陶加上家庭的变故，让蒋介石有意识的改掉了幼时顽皮的劣习。母亲王采玉看在眼里，开始为其寻找更好的教育环境。

1899年，蒋介石被送到嵊县葛溪，跟着姚宗元学习，在姚宗元的教导下，蒋介石学习长进较快，不久便读完《尚书》和《唐诗三百首》。1900年，母亲王采玉听闻毛凤美学问好，不顾学费昂贵，将蒋介石送到榆林（岩头附近），从毛凤美读《易经》。1901年，到畸山下竺景崧蒙馆就读，学作策论。同年，奉蒋母之命，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奉化结为夫妻。1902年，蒋介石到岩溪（即岩头），住岳父家，从毛思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这年曾应童子试。由于没有考中“童生”，失去了考秀才的机会，蒋介石科举入仕的道路遭到挫折，于是心灰意懒，只得另谋生路。

1906年正月，蒋介石又到奉化县城龙津学堂读书。

1906年4月，受革命思潮影响，蒋介石剪去发辫，东渡日本求学。他原是想学习军事的，但军事学校学生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送，于是，不得不选择进入东京清华学校学习日语。在东京，他结识了在警监学校学习的 陈其美 ，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冬，返过中国。

1907年夏，蒋介石由浙江武备学堂得同学孙星环代做试卷，考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学习炮兵。同年冬，应考留日陆军学生获选。

1908年春，蒋介石被陆军学堂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军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名为学习军事，但所学课程，日语占五分之二，军事知识约五分之一多，其他数学、物理、博物、史地等加起来还不到五分之二，社会理论则完全没有。二渡日本后，蒋介石热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革命活动，并经常阅读 邹容 的《 革命军 》， 陈天华 的《 警世钟 》《 猛回头 》等著作。同年夏，蒋介石回国度暑假之际，经陈其美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者。之后，蒋介石在日本结识了同是同盟会成员的 苏曼殊 、 张恭 、章樟、 龚宝铨 、庄之盘等人，与他们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09年，蒋介石仍在振武学堂学习。期间，曾在暑假时，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彼时，蒋介石与妻子毛福梅关系冷淡，母亲王采玉亲送毛福梅前往上海，在母亲的转圜下，毛福梅与蒋介石同在上海居住。暑假后，蒋介石重新返校受训。这一年，蒋介石也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结束后，被日本军方编入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第十九联队驻于新潟县高田镇（今上越市），这里天寒地冻。蒋介石在这里强忍着严寒的气候、低劣的伙食和严格的纪律，经受了军营生活的磨练，也更加深了对武士道精神的印象。这段在日本的生活，成为他后来教育国民党军队将士的常例。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 爆发。蒋介石在日本接到陈其美催他回国的电报，即约同 张群 、陈星枢向联队长请假，从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得川资，化装回国。10月30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彼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紧张筹划江南诸省起义，蒋介石立即被陈其美派往杭州，在顾乃斌家与革命党人商议起义诸事。蒋介石回上海向陈其美汇报，并筹划汇款、运械、接济等事。11月2日，陈其美派蒋介石、王金发等7人同率敢死队员百余人，携带印信、旗帜、手枪、炸药等赴杭州。11月4日夜，光复杭州之役爆发，蒋介石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配合步兵攻打巡抚衙门取得胜利。

浙江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这时陈其美已是沪军都督，蒋介石被派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他与陈其美、督署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 黄郛 甚为相投，遂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安危同仗，甘苦共尝”为誓言。蒋介石血气方刚，一切惟陈其美马首是瞻。他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于1912年1月14日将光复会著名领袖 陶成章 杀害。孙中山严令缉拿凶手，蒋介石畏罪避往日本，学习德语，准备去德国留学。在日本东京，他创办了《军声》杂志，鼓吹 俾斯麦 的铁血主义。

1912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但仍害怕刺杀陶成章的罪行被人揭发，不敢在上海政界露面。此时， 袁世凯 倒行逆施，加快复辟帝制的步伐，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在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刺陶之事渐为淡化之际，蒋介石又开始在陈其美的庇护下活跃起来。

1913年7月16日 ，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陈其美发表上海独立宣言，通电全国。蒋介石被陈其美派到袁世凯军第九十三团做策反工作，第九十三团原为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在蒋介石的游说下，一个营的士兵参加了讨袁行动。蒋介石随后率领这一营兵力，配合钮永建部，夹攻上海的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战斗后，讨袁军伤亡惨重。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彻底失败。讨袁之役失败后，陈其美东渡日本，蒋介石则悄悄返乡。因遭到通缉，且听闻陈其美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都已到日本，返乡的蒋介石遂再次前往日本。

孙中山流亡日本后，积极筹划成立中华革命党。1913年9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不久，陈其美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10月，蒋介石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华革命党。11月，蒋介石亡命日本后，马上与陈其美汇合。之后，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蒋介石获得了孙中山的欣赏。

1914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再次在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他到上海后，即联络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军事作战计划，但行动尚未开始，便败露了。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立即向各省发布通缉令，蒋介石成为头号通缉对象。7月初，蒋介石又受陈其美的差遣，到东北探视情况。之后，又陆续参与策动肇和舰起义、攻夺江阴要塞等斗争， 均宣告失败。

1914年蒋介石赴哈尔滨策划讨袁，在东北某车站留影

1916年5月，江阴要塞起义失败后不久，陈其美被袁党歹徒刺杀。6月，袁世凯也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唾骂声中死去。陈其美死后，蒋介石感到孤寂无援，乃先后与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军务部长许崇智以及吴忠信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取得攀附。

1917年7月，由于皖系军阀 段祺瑞 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民国名存实亡。于是，孙中山南下广州，高举护法大旗，组建军政府。9月，在蒋介石得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后，起草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寄给孙中山，为革命出谋划策。该计划书覆盖面广，考虑详备，并且环环相扣，甚是缜密，受到孙中山的重视。11月，出于对蒋介石的赏识，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但蒋介石并未去就职。

1918年1月，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在邓铿的推荐下，孙中山电召蒋介石回广州，到汕头就任粤军总司部作战科主任之职，领上校军衔。3月，蒋介石到达广州，随同邓铿到粤军中工作，曾拟“援闽”作战计划。“援闽”之役，蒋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进攻大埔、永泰。但是，蒋介石与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 及一些粤籍将领格格不入，屡屡离职回上海或奉化老家。1920年前后，他在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合股经营证券投机生意，成为交易所的“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期间，结识了 虞洽卿 、 杜月笙 等上海“闻人”。

1922年1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参与拟订北伐作战计划。蒋对陈炯明心存异志、阴谋叛逆早有看法，建议孙中山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但未被孙中山采纳。4月，蒋介石倖倖返回上海。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避往永丰舰与叛军作战。6月18日，孙中山电蒋“事紧急，盼速来”。获得消息后，蒋介石与张静江托付一番，即前往广东。6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被孙中山授予海上指挥全权。8月10日，经过与叛军的42天相持，因势已难挽，蒋介石护送孙中山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回到上海后，蒋介石撰写了《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 》，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此次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政治声誉，也让蒋介石博得了孙中山的极大信任。

1922年6月，孙中山与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合影

1922年10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征伐陈炯明。蒋介石到职没多久，便又觉得遭到军中将领排挤，便离开福建，回到上海。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但此时的蒋介石心绪纷乱，并且受到眼疾困扰，迟迟未去广州就职。4月，经人多番劝说，蒋介石前往广州。7月，又离职去往香港，并要求孙中山让他出国5至10年远游。与此同时，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经过多次商谈，决定派出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在香港的蒋介石闻讯后，写信要求孙中山派他前往苏联考察。孙中山同意了他的要求。

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进一步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而他的权力欲也逐渐上升。1926年1月，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一个军事报告，把一年多来军事上的胜利大大宣扬了一番，因而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随着地位的上升，他萌生已久的野心驱使他处心积虑地“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3月20日，他捏造事实，诬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人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 李之龙 ，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卫队和纠察队的枪支，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制造了“ 中山舰事件 ”。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借口生病就医隐匿不出，蒋介石趁机取代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羽毛未丰，还必须依靠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就采取两面手法：在联合共产党的同时，又设法限制共产党。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党务整理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党部的部长等一系列限共防共措施。蒋就此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职，他的结拜兄弟张静江被抬出来任中央常委会主席。一个月后，蒋又任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地位稳定后，蒋介石竭力主张北伐。1926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统率8个军约10万人，直指两湖。7月11日，攻克长沙。8月下旬，突破汀泗桥、贺胜桥。9月初，先后攻占汉阳、汉口。10月10日，光复武昌。11月8日，攻克南昌，打垮了 吴佩孚 、 孙传芳 两支北洋军阀主力。

当时，武汉已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国共合作得很好。为了推动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行动等决议案，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取消常委会主席制度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蒋介石先找借口拒不出席三中全会，后来对全会的决议更是十分恼恨，因为这些决议大大削弱了他个人专断的权力，打击了他妄想独裁统治的野心。

1927年3月，占领湘、鄂、赣、闽的北伐军，乘胜向长江下游浙、皖、苏诸省推进，攻取浙江的东路军进抵上海附近。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解放了上海。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大大加快政变步伐。他派戴季陶等人与日、美、英等国取得了联系，还与江浙财团达成默契，以期取得支持。并制造了一系列暴行：密令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强制解散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唆使暴徒捣毁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派人捣毁安徽临时省党部和总工会等。而对于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遭到英美等国军舰炮击的“南京惨案”，他却说这是北伐军内的不良分子对外籍人士的“暴行”，愿负全责加以解决。他到上海后即派白崇禧拜会各国领事，以期取得列强的谅解。对于英美等国要他出来“维持秩序”，蒋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众暴动，以改变租界之地位。”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政变。1927年3月29日，蒋介石下令取消上海人民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2日，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查办共产党案》支持蒋介石。蒋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李宗仁、李济深、古应芬等人商讨“反共清党”问题。4月6日，他下令查封北伐军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另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总揽上海军政大权。4月9日，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离开上海去了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4月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蒋介石的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在蒋的密令下，东南各省和广东也先后发动“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半途而废。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代主席，自己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党政军大权。他以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相号召，而实际上“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改变“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

1927年7月，被北伐军击溃的孙传芳在直鲁联军 张宗昌 帮助下，在津浦线上发起反攻。7月24日，陷徐州。7月25日，蒋介石赶赴前线亲自坐镇督饰，力图收复。不料旬日之间，一败涂地。8月6日，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蒋介石威信骤降，拥兵自重的桂系 李宗仁 、 白崇禧 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护蒋的地位。蒋感到“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被迫于8月13日辞总司令职，宣布下野。

1927年9月28日，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赴日本访问了一个多月，与日本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先后与日本陆军大臣 白川义则 、参谋总长全井范三、参谋次长 南次郎 等举行秘密会谈。11月5日，还到东京青山首相私邸拜会了田中义一，想要取得日本政府对于他继续北伐张作霖、统一全国的谅解与支持。田中早就做了侵华部署，自然阻止蒋介石，建议他不必过分急于北伐，首先要整顿江南。蒋介石对田中的表态深感失望，只得让张群留下日本继续游说，自己于11月8日回国。蒋介石此行去日本，在政治上虽不如意，但在婚事上却有莫大的收获：得到在日本休养的 宋美龄 母亲的准许，获允娶宋美龄为妻。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从此，他与 宋子文 、 孔祥熙 联姻，并通过他们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后来成为亲美派的首脑。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纷争不息，以汪精卫为首的粤系与李宗仁桂系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沪系之间，争夺十分激烈，然而无论哪一派都不能控制政局。蒋介石从日本返回上海后，利用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纵横捭阖，并得到了英美法等国的支持。1928年1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他被正式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进行对奉系军阀的北伐。5月初，他率部进入济南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寻衅，制造了震惊一时的“ 济南惨案 ”。蒋介石穿了衬衣骑马逃出济南，下令部属“忍辱负重”绕道北上。6月初，北伐军队分三路向京津推进，结束了北洋军阀17年的统治。

1928年10月，蒋介石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12月， 东北易帜 ，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虽然蒋介石初步实现了他的宏愿，掌握了统治全国的党政军大权，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他实际上只能控制东南数省，各个地方实力派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实现对全国的独裁统治，他宣称要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同时千方百计削弱、消灭其他各派的军事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先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 ”，继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进犯热河，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遭到中国各地军民的奋起抗击。但蒋介石认为日本军力强盛，中国弱不堪击，固执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方针，一味妥协退让。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抗御日本侵略，镇压 李济深 、 陈铭枢 、 蒋光鼐 等人发动的“ 福建事变 ”。1933年，蒋介石口授长文《敌乎？友乎？》发表，希望得到日本方面的理解。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相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减。

1935年10月，日本策动“ 华北五省自治 ”，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北平学生发动“ 一二九运动 ”，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高潮。国民党内要求抗御日本侵略的呼声也日益增高，有些军事将领请缨出战。蒋介石看到中日之战势不可免，不得不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外交方针演讲时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表明他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为了防范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蒋介石在此前后曾下令国民政府制定三年国防计划，采取准备抗战的某些措施，如在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国防工事，加速新建和修复铁路、公路，整编军队，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开始转移文化古物，为撤退沿海地区高等学校作准备，等等。1935年春夏，他视察了川、云、贵、陕等省，计划在必要时把这些地区作为抗战基地。他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方面的外交谈判中，要通盘调整中日关系，拒绝承认“ 广田三原则 ”“坚持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1936年10月8日，他在接见日本大使川樾茂时明确表示：“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则国交之调整必可有圆满之结果。”他对于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长傅作义反击日军指使伪蒙军的骚扰公开表示支持，鼓励傅作义“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蒋介石还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成为抗御日本的盟国。他也试图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派陈立夫主持，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与中共的联系，试图收编工农红军、取消根据地政府。

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外交方针又作了新的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受到全国爱国军民的拥护和欢迎。

蒋介石虽然想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他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他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爱国意志强烈的张学良、杨虎城受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战日。1936年冬，蒋介石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向蒋苦口进谏被斥，乃发动“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晨将蒋捉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 ”。

1936年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等到西安。蒋介石在听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的情况后，表示自己是领袖，不能出面与下级谈判，授权宋子文、宋美龄全权进行谈判。他说了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等条件，表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兑现，但不作书面签字。12月23、24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进行谈判，对于改组南京政府、组织过渡政府，停战，从陕西撤兵，释放政治犯和爱国领袖，放蒋回南京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各方面的诚意和努力，谈判进展顺利，达成了六项协议。周恩来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当晚，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他还许诺：决不打内战了，一定要抗日。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但是到南京后，他扣押了张学良，随即加以软禁；继又迫杨虎城辞职、出国，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化瓦解，调往豫、皖。

迫于全国军民要求抗日的形势，蒋介石不敢公然撕毁联共抗日的协议。1937年1月5日，他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2月中旬，他主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调整国共关系问题，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有所转变，确定“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变化。为解决国共两党合作中的各种问题，蒋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出马，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 卢沟桥事件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筹谋的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但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势焰也不敢再作退让，决定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应付时局。他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 宋哲元 即赴保定指挥；调遣军队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在石家庄设立行营；并电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又谋在上海发起进攻，直指国民党统治中心，严重威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战火将在身边燃起，蒋介石没有退缩的余地。他得到了各地各派的军事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被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大大增强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军事委员会决定对日作战方针为：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部署一部在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令张治中指挥所部发起攻击，揭开“ 淞沪会战 ”的序幕。9月，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抗战。他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迅速调集73个师约40余万兵力，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顽强阻击敌人，杀伤侵略者4万余。但是，他在战略指导上没有把军力和民力结合起来，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战斗力；在战术指挥上只是消极防御，被动应战，不能及时有力地主动出击敌人；在战局不利时，又未能组织及时有效的退却，以致造成抗日军队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日本侵略战争，期待九国公约会议加以制裁和干预。但英美等国政府执行“不干涉”政策，坐视日本侵华。只有苏联，于1937年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后来还派志愿空军来华助战。日本在“淞沪会战”中被困后，展开了诱降活动，表示“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要求德国从中斡旋。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听取了他转述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由于这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蒋幻想诸国会制止日本侵略，又慑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对和谈迟疑未决。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淞沪会战”结束。

上海陷落后，日本侵略军直指南京。蒋介石为维系“国际观瞻”，不肯轻易放弃首都，乃调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疲惫之兵，连同教导总队和第二军团共15个师约10余万人，统交唐生智指挥，守卫南京。他在亲自指挥了一段外围阵地战斗而难以抗御后，于1937年12月7日飞离南京。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 南京大屠杀 ”，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0万人以上。12月22日，日本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蒋介石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中断了与日本谈判的活动。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各条战线发动猛烈攻势，力图迅速结束战事，蒋介石决定全力防守，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为了制订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方针政策，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于1938年3月底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要求国民党实现“自身的改进”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蒋介石被举为总裁，还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兼团长。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人士200人组成，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

1938年3月至4月上旬，抗日部队在战略要地台儿庄同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台儿庄战役 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蒋介石一时兴高采烈，想再在徐州与敌决战一场。但日军增调兵力，加紧包围，蒋被迫作出撤离的决定。嗣后日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线西上，直扑中原要地郑州。为阻挡日军快速西进的锐利攻势，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之术，下令于6月9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泛滥的洪水将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趋稳定，但豫东和皖北、苏北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

此后，日本改变侵华方针，加强“政略谋略”攻势，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的行径，以及他们后来叛逃投敌，表示了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

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敌后建立起许多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蒋介石决定改变国共合作方针，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1939年1月，他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整顿党务，扩大组织，强化国民党。全会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又发布多种秘密文件，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磨擦。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队向边区发动进攻，侵占淳化等地。1940年秋，他提出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并要两军将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在他的一手策划下，第三战区8万军队在1941年1月6日新四军9000余人北移途中，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加以伏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1年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美英身上。在他看来，“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他“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因此，在1944年日本向豫湘桂地区发动强大的攻势时，他采取避战、观战的消极态度，未加有力部署，以致在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兵折将数十万，日军长驱直下，以至进入贵州，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