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鞋孔子一生以文化传承、弘扬为己任，他对音乐也有着很深的造诣，不仅能弹奏多种乐器：弹琴、鼓瑟、吹笙、击磬等，还可以作词谱曲，他一生重视礼乐教化并躬身力行，强调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心，于乱世中依然自强不息的弘道，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他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的故事。师襄子教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弹了十日还在练习。师襄子说：“可以学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曲子，但还没有熟悉它的韵律。”过了些天，师襄子说：“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知它所表现的心志。”又过了些天，师襄子说：“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说：“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再过了些天，师襄子问：“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吗？”孔子说：“我感受到这个人形象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宽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吗？”师襄子惊讶的说：“不错！我的老师讲过，这个乐曲名就叫作‘文王操’”。随后孔子以“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的娴熟技巧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师襄子佩服得“避席而拜”。可以看到，孔子学琴不但重视技法“得其曲”，还能通过乐曲的体验过程悟出“得其数”、“得其意”、“得其人”、“得其类”。“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韩诗外传》），孔子从琴声中竟能辨出文王的志向和胸怀，可见其领悟乐境之深。
孔子谦虚好学，经常向各国乐师请教和讨论音乐的道理。他为了弄清乐的根柢，访问了周王室主管乐的苌弘，苌弘称赞他“谦让、治闻、强记，博物不穷，亦圣人之兴者乎？”孔子还很喜欢唱歌，听别人唱歌要是认为唱得好，就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和着他一起唱（《论语•述而》）。孔子认为音乐的演奏要有层次感，在乐曲的开始时应是合奏，在隆重的气氛中开始。音乐趋于和谐，然后进入高潮，节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扬顿挫，悦耳感人。最后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演奏便完成了。孔子对乐曲结构的规律，作出了简明扼要概括性的说明，这就注意到了音乐的生动性、形象性及其所表现的意境。
孔子认为音乐是“美”与“善”的完美结合，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尽善尽美”，凡合乎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成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美学原则。道德范畴所包括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音乐以艺术的形式帮助其实施教化作用，使道德同时渗透进音乐，“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须区分了，圣贤之道及其圣人境界、伦理道德，蕴含在美的旋律中。例如：孔子评论《诗经》：“《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纯正，无过无不及，达到适度中和的审美境界。他在齐国听到《韶乐》时，受到很大震撼，称赞其“尽善尽美”，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传说孔子所编选、整理的《诗经》三百零五篇，他皆能“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认为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能触动人的心灵深处，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义。孔子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说：“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性。”乐教一贯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课程，提出君子“文之以礼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完成的全过程，涵养人的内在品质，乐顺天道，成就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以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孔子推崇黄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认为先王顺天而治，将雅正的诗篇和颂扬之声谱入管弦，这就是德音，德音才叫作乐。《诗经》中就有：“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认为雅乐可以导人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仁义等品德，而不会去作悖礼违义的事情。郑声是当时在郑国流行的一种靡靡之音，其特点是轻飘淫靡，无节制，表现出满足种种物欲的狂热，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孔子称之为溺音。针对春秋时多国皆好郑声，追求奢侈享乐，孔子极力反对郑声。他把雅乐比作正人君子，把郑声看作谗佞小人，提倡人要听雅乐，禁止听郑声，远离奸诈的小人。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思想，还相当完整的表现在《乐记》一书中，该书论述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乐记》反映了古代乐教的主要特点：认为音乐是体现天理的，亦即天赋善性；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能使民众明辨善恶，归于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