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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的修身养性故事-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1],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和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和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2]。
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象给读者戴上了一付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

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有些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份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2]。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摒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

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3];他二十七岁时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4],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绝杂念,独自养神[5]。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作了个州祭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4]。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6]。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作了个镇军参军的官,六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请辞回家,时年四十一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

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象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7] 他在《咏贫士》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尽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8] 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9] 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0],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11],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作过十三年官,但就在离家去作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象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地生活[12];在作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13],记住守“真”守“道”[14],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7]。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十三年官场生活,无疑是“误落尘网”[15]。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地作,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16]。

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鼎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鼎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十八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作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负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两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石恪作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赞赏[17]。

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代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仕、休官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18]。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19]。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17],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祭预挽,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20]。

参考资料
[1] 《诸本序录》;(书名见最后)
[2] 《东坡诗话》,并见《诸家评陶汇集》,附录;
[3] 《归园田居五首(一)》,卷二;
[4] 《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卷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5] 《归园田居五首(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卷二;
[6] 《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并见《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7]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卷二;
[8] 《咏贫士七首》,卷四;
[9] 《乞食》,附苏轼读后语,卷二;
[10]《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卷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卷二;
[11]《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卷三;《感士不遇赋并序》(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卷五;
[12]《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卷三;
[13]《咏贫士七首》(其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卷四;《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卷三;
[14]《荣木并序》(其二):“贞诡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卷一;
[15]《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卷二;
[16]《归去来兮辞并序》:“…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乐乎天命复奚疑。”,卷五;
[17]《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附录;
[18]《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卷三;《连雨独饮》:“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卷二;《感士不遇赋并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卷五;《饮酒二十首并序》(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卷三;《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节。”
[19]《挽歌诗三首》,卷四;
[20]《形影神三首》(神释),王世贞语附于诗后,卷二;

本文所引诗文,可参《陶靖节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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